![写在人生底片上的记忆作文 写在人生底片上的记忆作文](https://i2.huicuiwu.com/b2d657834986f7c4a2195fdd/e78317d6/e58614df/e78317d617d9af9cfd45048a2c2dad9e0c.jpg)
赵炳庭
我出生在宁夏南部山区的一个小山村。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经过了“大跃进”、三年自然灾害、“文化大革命”,在我的成长过程中,留下了“先天不足”的烙印。岁月匆匆,往事悠悠,五十多年过去,弹指一挥间。时间老人将许多老故事淡化得难寻踪迹,唯有这些留在清贫岁月里的历史片段却记忆犹新。
一
我的老家在西海固的一个乡村,祖辈以土地为本,以农耕为生,读书尚学者寥寥。我的祖父虽未读过一天书,但他十分崇拜有学问的人,他常常用“敬惜字纸”来教育我们,不但要爱护书籍,而且要尊师重教,因此,到父亲这一代,他要求子女不论是男女,都要读书。
上世纪60年代初期,我们家一顶富农的帽子,让父母大半辈子抬不起头来。家境更是一贫如洗,靠父母挣工分养活一家七口人,生活的艰难自不必说,要读书,是想也不敢去想的事,每当我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,羡慕得要死。
在我该上学的年龄,考虑到家境太难,母亲想着让我帮助做家务活,父亲却极力反对,生怕影响我的前程。家境太难,没钱供给,这也是实情。那时要省出几毛钱来,都是很难的事。后来祖父发话了,祖父说,钱的事你们就不要管,我想办法。母亲看祖父的态度很坚决,再也没说什么。祖父那时已是70多岁的高龄老人,自己没有一点积蓄,腿脚又不大灵便,哪有办法弄点钱来。岂料,祖父将他年轻时拾掇的一副清代乾隆年间铸造的青铜马镫卖了,算是给我凑足了学费。
那年,我虚龄七岁。父亲亲自送我去上学。说是学校,其实是由生产队的一间旧仓库改建的,土木结构,经岁月风雨的剥蚀,显得非常破旧。窗棂用旧报纸糊着,大都被寒风戳得七洞八孔,不住地颤栗,呻吟。
李鸿入老师是给我们教语文的,大约四十余岁,身材不高,头戴一顶褪了色的鸭舌帽;为人和蔼且又有幽默感。我刚刚走进教室,坐在凳子上,李先生并没有板着脸恫吓我们,或强行让我们认字、背书,而是抢先笑着给我们说出个谜语让我们猜。这个谜语是:
看时圆来写时方,人畜没它不健康。
冬季短来夏季长,庄稼没它不生长。
李先生将字面上的意思讲了一遍,接着便让我们猜猜谜底是什么。我觉得很有意思,便抢先猜出了谜底:太阳。李先生亲切地用手拍拍我的脑袋夸奖我。接着李先生又让我们把这个像诗一样的谜面齐声朗读几遍,最后要求背诵。
此时我已感觉到那几句像诗一样的谜语很美,与一般的“野话”有很大的不同,若干年后我才明白:有美感、有文化含量的语言才是生动的。
此后,我对认字、读书、背书再不感到恐惧和痛苦,而觉得这是一种享受。
在李先生的熏陶下,到了六年级我更加爱读书了。他似乎给我的读书生活打开了一扇心门,有阳光飘过。每当夜深人静,四周一片沉寂,有个窗口的灯光总亮得最晚,那是我在灯下与书为伴,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漫游。
记得有一次,我随母亲去了几十里外的外婆家,在二舅的书橱里发现了一本用牛皮纸包着封面的《青春之歌》,说起来还真有些“窃书”之嫌,我将书偷偷揣在怀里,只怕被二舅发现,就匆匆地连夜赶回家中,爬在窑洞的火炕上,借着微弱的灯光读了起来。“……她穿着白洋布短旗袍、白线袜、白运动鞋,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……”,“她绰约的风姿虽然依旧炫耀着青春的光彩,可是,从她坚定的步子,从她低沉的声音,以及从她那带着坚毅神情的眼里,他深深地感到她已经离开了少女时代的幼稚和狂热。”一个勇敢坚强、鲜活美丽的文学形象———林道静,深深地潜入我的心里。
第二天早晨起床,母亲指着我被煤油灯熏黑的脸(那时村上还未通电,只能用煤油灯照明)和烧掉的头发,笑得前合后仰,自己却浑然不知。就是那一次,书在我的眼前洞开了另一个世界,一个让我痴迷的文学世界。
描红写字是小学生的基本功。给我们教书法的是王老师,我们每天都有毛笔大楷和小楷练习。大楷就是“写仿”,在大楷本下垫一页“引格子”,即写好的毛笔字,学生在每页白纸上仿照下面的字描画,就是现在的“描红”。我们的“引格子”都是王老师写的。王老师不仅教我们写毛笔字,他还收集了许多字帖让我们看,给我们讲他读过的许多书法家的故事,引导我们发现汉字的美,激发我们写字的兴趣。
二
1970年9月,我考入马建中学,在这里,我有幸又遇到一位年轻的语文老师赵彤。他是河北保定人,武汉大学毕业后,响应党的号召,放弃繁华的都市生活,自愿报名作为支宁青年被分到马建中学。
人的记忆确实具有筛选能力的。它筛下许多记不住的,必定留下许多应该记住的。那么,这些牢牢记住的,便是弥足珍贵的。
第一次见到赵彤老师的印象虽经历了40多个岁月的磨洗,却依然清晰,如在眼前。
他大约三十来岁,脸瘦得有棱有角,鼻翼上架着一副瓶底一样厚的眼镜,显得和蔼安详。睿智的目光,不时从“瓶底镜”射出来,显得严肃、威重。先生为人笃志学问,博览群书,知识渊博,嘉言懿行,深受学生崇敬。但他发起脾气来,还真让人下不了台。
一次语文课上,马悦爬在课桌上睡觉,惹怒了先生,只见一根粉笔冲着马悦扔了过去,射程不近不远正中脑门心。从梦中惊醒的马悦慌忙地站立起来,低声说:“老师,我错了!”只见先生拍着桌子,厉声斥责道:“你要再上课睡觉,那就请你另求高明,我这棵枯树容不下你这只金凤凰,下课给我留下来!”
先生虽然脾气暴了点,但他的教学方式很特别,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先生上作文课。从朗读作文、讨论交流、教师点评到修改扩展,这种师生间的互动,让我们这些“怕作文、一提起作文就心烦”的学生,从此甩掉了写作包袱,能够轻松地作文。
那是一节作文评讲课。只见先生进课堂时,步伐轻快,裹着一缕清风,怀里抱着一大摞作文本。他清了下嗓子,脸上漾满笑意,说:“这节课是作文评讲课。首先,我给大家读一篇题为《元宵节的焰火》的文章,然后请同学们评论,说出优劣。”
听着先生的朗读,只见大家敛声屏气,沉入期间了。
这不是我的作文吗?我的脸不由得发起烧来,我用余光扫视教室,发现所有的目光投向我。
听完朗读,大家见仁见智,进入热烈地探讨交流阶段。
“我特别喜欢文章的结尾:‘……看完焰火,人们陆续地离开了广场,我也意犹未尽地向家里走去,这时听见一男子说:‘今天的焰火真绝了!’‘但愿这火树银花的元宵佳节年年如此!’一女子回应道。听着这赞叹声,我骄傲地笑了,笑他们为焰火叫绝,却不曾看见那消防官兵用激情点燃生命中最美的火花;这色彩斑斓的火焰不是绽放在那茫茫夜空,而是在那硝烟弥漫的灭火场上。!”
“我很喜欢这位同学的表现手法,他写焰火没去渲染它的绚丽多姿,却着力描写焰火架下的消防官兵那灭火的英雄场面。这种画家绘画常用的烘云托月之法,运用于本文的写作,即从侧面着意描写,以衬托、突出要表现的事物。如我们所学过的《陌上桑》中描写罗敷的美丽,就运用了这种写法。
“作者篇末点题,也就是老师给我们讲过的散文中使用较多的“卒章显志”法,在文章结尾时,用一两句话就点明了中心、主题。恰当运用这种手法可以增加文章的深刻性、感染力和结构美,有“画龙点睛”的艺术效果。”
……
课堂上,精彩纷呈、高潮迭起,有的口若悬河、滔滔不绝;有的本色质朴、有条有理;有的温文儒雅、处乱不惊;有的慷慨激昂、意气风发。
最后,赵老师作点评:“这篇文章立意高远,主题突出,组织材料的能力和表现手法老练,不落俗套……“
下课铃声响了,我还陶醉在评讲作文之中。
三
史无前例的“文革“期间,学校除了几本很薄的课本之外,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阅读的了。公开的出版物,如《毛泽东选集》、《鲁迅作品选》、《金光大道》、《西沙儿女》等,有趣无趣,似懂非懂,我都读得津津有味。渐渐地,公开出版物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需求,地下的禁书开始走进我的视野,《林海雪原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、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这些当时被列为禁书的,也成了我着意搜捕的猎物。 偶尔有同学从”废品收购站“弄来几本被”破四旧“查抄的书籍,我如获至宝。因怕被别人看见,同学们只好抢着私下传阅。
莫泊桑的《俊友》就是我那时偷读的,尽管读不太懂,但很喜欢书中军官杜洛阿的形象:“高高的身材不胖不瘦,略显火红的天然栗色卷发从顶门中央向两侧平分,配着一撮像是泡沫一般在嘴唇上卷起的髭须。”印象最深的是《牛虻》,看完偷偷给同桌讲牛虻与琼妈的爱情,我声情并茂地朗诵着:“在你还是一个难看的小姑娘时,琼妈,我就爱你。那时你穿着方格花布连衣裙,系着一块皱巴巴的围脖,扎着一根辫子托在身后。我仍旧爱你。”我讲得眉飞色舞,同桌听得如痴如醉。那时的我,就像《庄子·秋水》中的河伯第一次看到了大海,或者说像一个乞丐看见了金黄的面包,我开始了急切的、繁忙的阅读。那段日子,我除了偷读,还用攒下的零花钱买些廉价的纸,裁订成本,就一个人闷在小屋里抄书。
一天,同桌拿着一个封皮已经破烂的笔记本,是张扬的小说《第二次握手》,我刚看了一页:“1959年深秋,在北京前门大街的一条小巷深处,一辆小轿车戛然停下,一位教授走下车来,他叫苏冠兰……”就再也放不下了。丁洁琼和苏冠兰几十年缠绵凄婉的爱情故事,深深地打动了我。同桌再三叮嘱,说只借三天,不能被别人看见。我说“行!”于是,我常常是通宵抄书。正值寒冬,手僵指硬,只好边焐边抄,诚如宋濂所说“天大寒,砚冰坚,手指不可屈伸,弗之怠。”许多时候都因书中精彩的段子、惊心动魄的情节而激动、扼腕,而赞叹、唏嘘,完全忘了抄写所带来的苦痛。而正是这些被称为封资修的作品,正是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”偷读“和抄写,进而赢得了老师对我作文的欣赏和肯定,也为我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四
回忆是感受生命、感受生活的一种方式。
1977年的秋天刚刚到来,学校唯一的半导体收音机里传来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,如同惊雷炸响,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激动与希望。当时,虽然“文革”结束了,但极左思想还未完全消除,我仍然挣脱不了“家庭出身”令人窒息的阴影。我想,即使考出好成绩,也很难录取,何况当时贫困无着,把考学看得很轻,是否参加高考还在犹豫之中。后来在父亲的极力劝说之下,不得已我才到公社教育专干处报了名。
1978年初,我接到了录取到固原师范的一纸通知书。
固原师范有很多让我终生难忘的恩师,他们的学术水平和道德修养在我心里留下了无比深刻的记忆。欧阳端清是我的第一任语文老师,先生是湖南株州人,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。听老先生的古代文选课,真是一种艺术享受。
先生说话略带湖南口音,他有为人师者的良好风范,总是满脸微笑,待人和蔼热情。永远是不急不躁,温文尔雅。我对先生讲《陈情表》的印象特别深刻。不能忘记的是,在这堂课上,他让一位同学站起来朗读。此同学读毕,只见他微微一笑后,竟大跨一步上前,手掌慢慢贴上胸口,动情地朗诵起来(准确地说应该是吟唱):“臣密言:‘臣以险衅,夙遭闵凶。生孩六月,慈父见背 ……”当他诵到“但以刘日薄西山,气息奄奄,人命危浅,朝不虑夕。臣无祖母,无以至今日?祖母无臣,无以终余年。母孙二人,更相为命。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……”时,声音有些颤抖,眼眶似有泪花闪动。诵毕,教室寂静,空气似凝滞,继而响起热烈的掌声。
据说老先生能把《左传》倒背如流。老先生能在课堂上旁征博引,左右逢源,其秘诀在于他的“背功”。让我们这些在“文革”中度过了苍白中学时代的学生惊喜不已,于是,学习起来便也更增力添趣。
李进才先生是我的第二任语文老师,又兼班主任。李先生个儿不高,虚胖,爱穿中山装。他为人豁达、性格开朗,教学方式灵活,深得同学们的喜爱。
李先生讲课激情奔涌、思维敏捷、很有生气,他往往把学生带入一种特定的氛围和情境之中。
记得,有一次他教授鲁迅的《纪念刘和珍君》,他不是在讲课,而是在施展他的魔术。我们仿佛觉得万物在周围消失,只剩下沉寂的黑夜。在那暗无天日的黑夜中,他在艰难的呼吸,我们也感受到了窒息。然而从他那抑扬顿挫的声音里,我们却又听到了低沉的怒吼,不平的呼啸;我们几乎要像他一样去挥动手臂,去砸碎段祺瑞的狗头,去摇醒那些浑浑噩噩的沉睡者!然而,他又昂起了头,眼睛里射出火焰般的光芒,我们的心在跟着他歌颂:“真的猛士,敢于真面惨淡的人生,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。”“真的猛士,将更奋然而前行。”
如果说语文课堂给了我一些善于探疑的思维的话,我想那是和李先生的教诲分不开的。先生讲课不囿前人之说,广引资料,探幽发微,细作考证,因而,或评文或论人或议事,常有独到见解,多援例证,坦陈己见,独成一家之言。
杜甫的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句,浅显易懂,老幼耳熟能详,而他则于浅易处作深探究,得出诗句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中的“臭”字应读“xiù”,解释为“气味”(这里指酒肉散发出的香味儿),不能读成“chòu”。他说:“ 如把‘酒肉臭’读作‘chòu’,解释为‘污秽难闻的气味’,显然是注释者忽略了古今词义的差异,只是简单化地以今推古。”
我那时就喜欢文学,喜欢诗歌,这颗种子就是在读师范期间埋下的。
一次,校园壁报上抄了我写的一首小诗,先生读了,竟到教室找我,先是一番鼓励,再是指出不足,让我修改,并说:“你能悟出为什么要这样改,就是进步。”接着,他竟然又慢慢放声读起来,边读边用手嘟嘟嘟地击着桌子。读毕,他说:“诗要讲究韵律,上口才好。”我大受启发、感动和鼓舞。听着先生的教诲,如沐浴春风,仿佛一泓清泉从心田流过。
朱世忠先生也是一位颇具个性魅力的老师。
在给我们授课的先生中,朱先生算是最年轻的了。一头茂密的卷发,浓眉大眼,相貌英俊,举止潇洒,标准的美男子。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,先生虽然给我们教授《语文基础知识》,但在课堂上常给我们讲一些文学创作中的体会,还广征博引,时不时地给我们读他在报刊发表的一些文章。他常常告诫我们:“师范的学生,一定要多读一点,多背一点,多写一点。”后来,我才明白了,前两个“一点”原来是为后一个“一点”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的。先生写的杂文随笔,字字珠玑,句句见工,幽默诙谐,趣味横生,后来才知道先生当时已著称于宁夏文坛。
先生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,这种幽默首先是一种心态,不仅文学之生动有趣需要幽默,即使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同样也需要幽默。每逢节日岁尾,学校总要开展一些文艺活动,朱先生是最热心的参与者,常来做技术指导,还即兴演出。 记得毕业联欢晚会上,他给我们唱了一段陕西秦腔里的“你大舅、你二舅……都是你舅;低桌子、高板凳……全是木头……”,让人捧腹。听他唱宁夏“花儿”,还真是一绝。高亢悠扬的旋律,婉转凄楚的腔调,直逼那些专业的“花儿”歌手。